回顧瘟疫歷史：危機、生存與契機
湯姆·克魯斯主演的科幻電影《世界之戰》中，狀似章魚、體大如熊的外星人狂虐人類，最后被地球上微生物輕松搞定，結局不免有些狗血。但是回看現實社會，還是很有道理。與其共存千年的人類尚未能戰勝病菌，更別說入侵的外星生物了。畢竟，病原微生物和人類之間的博弈，五千年來從未停止過。
美國的著名歷史學家William H. McNeill，就在《瘟疫與人》一書中指出，“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早于人類，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地共存，而且，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，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。”
在醫學發達和科技進步的今天，那些大規模傳播的瘟疫災難事件似乎已經在人們的記憶中慢慢淡去。特別是對于年輕的一代來說，17年前SARS時期的這段回憶，也只能在紀錄片中體會一二。
如今，新型冠狀病毒席卷而來。截至2月12號，確診病例44763例，疑似病例16067例，治愈病例4979例，死亡病例1115例，瘟疫的態勢仍然處于高發期，防控形勢不容有絲毫松懈。
與人類文明同行
瘟疫危機，帶給每個人的沖擊絕不僅僅只是醫療衛生問題，更以復雜而微妙的方式影響了人類社會、政治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演化。人類憑借著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，與疾疫相互博弈而共同塑造了歷史。
細細數下，鼠疫、天花、霍亂、麻風、白喉、梅毒、斑疹傷寒、瘧疾、狂犬病、肺結核等等，這些危害過人類的傳染病達數十種之多。當傳染病傳染力極強，而且造成大規模傳播的災難事件時，我們又稱之為“瘟疫“。縱觀歷史，有很多次大型的瘟疫危機，其中有的甚至差點讓人類滅亡。
例如，傳染病之首的“鼠疫“。患鼠疫者，身體會出現很多血點，而后演變為血斑，又稱“黑死病”。目前治療鼠疫主要靠有針對性的抗生素，但是在沒有抗生素的年代，鼠疫已奪走3億多人的生命，遠遠超過全球歷次戰爭死亡人口的總和。
據記載，全球范圍內，鼠疫曾發生過三次大流行。第一次的鼠疫大流行起源在公元6世紀的東羅馬帝國，至8世紀才消失，造成了東羅馬帝國的衰落。第二場鼠疫肇始于1346年，前后300年，歐洲大陸喪失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，之后很多國家也都遭受了鼠疫的襲擊。這場瘟疫危機造成的人口損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復。
19世紀90年代開始了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，發源地被認為是中國的云南省。戰亂造成的人口流動使瘟疫傳播到中國東南沿海，并搭載著先進的遠洋輪船，迅速地擴散到世界各地。 這第三場鼠疫的殺傷力造成了約兩億人遇難。其中，在1910年流行于東三省的鼠疫，奪走6萬余人的生命。
這三次鼠疫大流行，的確使人類社會付出慘重的代價，造成無法比擬的危害。它帶來的不僅僅是恐慌蔓延，還打斷了正常生產和經濟運作，人們背井離鄉，一片混亂，死亡慘重，人口銳減，以致社會癱瘓。不過，在瘟疫的不斷斗爭中，人類也獲得了對新疾病的認知，發明對付疾病的新方法和新藥，比如隔離防疫的手段，同時點燃了現代傳染病學理論的火種；重新審視了行政手段在控制和預防傳染病中的重要作用，不斷建立防疫意識……這些都是大規模瘟疫事件留給人類的“遺產”。
當然，如果把瘟疫放大到宏觀的人類歷史上來看，瘟疫留給人們的，遠不止于此。
比如，對于第二次鼠疫大流行，有許多學者認為14世紀的黑死病影響了文藝復興的“人文主義”興起，對中世紀歐洲社會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，是歐洲社會轉型和發展的一個契機。它促進了生產技術的發展，使財富得以重新分配，導致經濟的多樣化。
時間往回撥動一些。雅典時期的瘟疫，讓雅典文明在短時間內退出了歷史舞臺；“安東尼瘟疫”的爆發，同樣對羅馬帝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……于古代中國而言，瘟疫是改朝換代不可忽略的影響之一。
“值有疾病，孤燒船自退”——赤壁之戰時曹操遭遇瘟疫爆發后，燒船敗退，寫下了這句話。諸葛亮等人而后奠定了三國鼎立的歷史局面；明末清初之時，鼠疫侵襲直接導致了北京城的意外淪陷，和李自成及其軍隊的迅速“腐化”；順治皇帝、多鐸等也因天花離世；再大膽猜測一下，如果不是因為天花，康熙也不一定能當上皇上（他已經出過天花，不用擔心再被感染了）。
當然，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絕不可能是因為一場瘟疫。但是，它的每一次到訪，都深刻地影響著社會、文化等諸多方面的演化。正如歷史學家William H. McNeill在《瘟疫與人》一書的觀點——“流行病，與文明同行”。
是危機，更是契機
如果說歷史上出現一次次的瘟疫危機，是一部人類痛史；那么進入19世紀后，人與疫對峙的局面又是如何書寫，不妨看看歷史學家Yuval Noah Harari在《未來簡史》中的概述：
流行病無論在流行程度還是影響方面都大幅降低……（但）每隔幾年，總有人警告可能又將暴發重大疫情，比如2002-2003年的“非典型肺炎”（SARS）、2005年的禽流感、2009-2010年的豬流感，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。然而憑借有效的應對措施，受疫情影響的人數相對較少。
比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。埃博拉開始爆發時，原本似乎逐漸失控，世界衛生組織也將此疫情稱為”近代最嚴重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“。盡管如此，疫情還是在2015年年初得到控制；2016年1月，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疫情已然平息，死亡人數遠遠不及西班牙流感或墨西哥的天花疫情。
如今，現代醫學進步飛躍，疫苗、抗生素研制速度提高，衛生條件以及醫療基礎設施較之前也有很大改善。不僅如此，在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共同加持下，如何抗擊疫情有了新思路。
回看17年前的SARS，原本人心惶惶，擔心它成為新一波的黑死病，但最后全球死亡人數不足1000人，疫情很快得以平息。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當中，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“非接觸經濟”活動方式，成為對抗“非典”的一個重要手段。為了避免人群密集，減少近距離接觸帶來的交叉傳染風險，人們不得已改變了以往生活、學習、交流方式，推出了電子商務、網上教育、在線娛樂等，“網絡化生存“方式應運而生。
SARS過后互聯網迎來高速發展的契機。在2016年出版的《阿里巴巴：馬云和他的102年夢想》中，作者鄧肯·克拉克認為“非典證實了數字移動技術和互聯網的有效性，因此成為使互聯網在中國崛起為真正的大眾平臺的轉折點”。
17年后的今天，上一場疫情中成長起來科技互聯網公司，例如百度、阿里巴巴等企業在與新型冠狀病毒的較量中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，后來崛起的互聯網新貴也不再是疫情的旁觀者。云、大數據、智能平臺等越來越多的技術手段正在加入戰局，全力滿足疫情防控、醫療民生和教育保障等方面的需求。互聯網醫院讓市民足不出戶看醫生、大數據讓市民更加了解疫情，AI紅外快速測溫、火神山5G基站……以信息化手段抗擊疫情，無一不暗藏人類“生存”的機遇和契機。
結語
疫情當下，小到個人，大到國家和社會，如何敬畏自然、關懷生命，如何以謹慎坦然心態面對瘟疫危機，如何利用現有手段更好地為人類自身服務，如何在尋求生存之余抓取進步的契機，從而推動某些社會機制甚至社會思潮的修正和發展，都值得我們思考和想象。
以史為鑒，面向未來。穿越疫情，我們將書寫新的時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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